14所高校为一般中国人的诚信做一次试验
此次研讨的作者团队 受访者供图
2019年6月，国际威望学术期刊之一《科学》杂志宣布了一篇题为《全球公民诚信度》的论文，论文中说到，研讨人员于2013年-2016年间在全球40个国家355座大型城市展开了一场“丢钱包”的试验。
试验中，10余名外国助理员假扮成捡到钱包的路人，把钱包交到当地公共场所的作业人员手中，请他们处理一下钱包，随后脱离。钱包里留下了“失主”的人名和电子邮件，没有留电话。
尔后100天，研讨人员计算了这些城市的电子邮件回复率，并以此作为公民诚信度的目标，对40个国家进行诚信度排名。成果显现，我国排名最末。
此定论一出，敏捷引发广泛争议。不少我国读者在论文下方留言，称“作者没有考虑不同国家人们的电子邮件普及率”“我国人一般运用电话和微信”。
面对这些质疑，论文作者回复称,挑选电子邮件作为仅有的联络方法是出于实践考虑， “由于许多国家、电信供给商和交际媒体公司都需求寓居或身份证明才干办手机号”。并称文章首要研讨“钱包里金额巨细对钱包陈述率的影响”，比较各国的诚信度不是论文的要点。
但这并不能压服我国的读者。为了批驳对方的定论，我国14所高校的教师依照原试验流程，在国内进行了一场扩展性的仿制试验，从头衡量国人的诚信度。
本年7月，这场试验的研讨成果宣布在另一国际重要刊物《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研讨显现，虽然在我国丢掉钱包的“电子邮件回复率”是27.4%，但“钱包回收率”却到达77.8%。
参加试验的部分学生成员 受访者供图
一场没有报答的研讨
看到原论文“我国公民诚信度垫底”的定论时，许多我国学者的榜首反应是“不相信”。
“很震动”，浙江大学教授杨芊说。她多年来研讨社会文明心理学，觉得我国文明里历来视诚信为美德，且国人现已全面脱贫，不会为了原试验中钱包里放的几十元人民币违反诚信。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张明吉以为，原研讨20%多的诚信度不符合知识。由于在原试验中，外国助理员“丢钱包”的地址是在城市市中心的公共场所， 比方银行、剧院、博物馆、警察局、法院、酒店等。“它是一个公共服务部门，说不定别人看得到，摄像头拍得到。（收到钱包的）作业人员不或许挪作他用”。
而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亚程看来，原研讨对公民诚笃的衡量规范存在问题。“原研讨假定仅有品德正确的处理办法便是联络失主。咱们不同意。”他以为，保存钱包等“失主”来取也是诚笃的体现。
孙亚程和有相同疑问的浙江大学教授周欣悦在3所大学搞了一次小型的试验。他们让学生在学校人流密布的区域投放了400多个钱包，钱包里留有人名和电子邮件，成果发现24%的人联络了“失主”或许上交钱包，而71%的人挑选保存钱包，等候“失主”招领。他们将自己的主意和试验成果写成邮件，以稿件的格局投给了《科学》杂志，但修改部只是将邮件内容发在了谈论区。
“要用学术方法去做一个正派的辩驳”，孙亚程意识到，想提醒原论文研讨上的缺点，需求用科学谨慎的方法收集更多数据。
就在这时，美国欧道明大学华人教授张琪在一个微信群里发起了仿制试验的主张。张琪说，他不相信我国人的诚信度这么低，但不承认从科学的维度衡量是否如自己所想，“要用试验证明自己的猜测”。
他向教师们着重，此次研讨没有资金支撑，还有或许发不出来，“要毫不勉强来做这个作业”，但教师们仍是纷繁呼应他的主张。
杨芊是榜首个呼应的。她说，仿制试验是社会科学试验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近年来，学界一些人以为社会科学试验不行重复，整个学科面对危机，“这是一次重建学科范式的时机”。
紧接着，上海、陕西、广州的教师纷繁呼应，教师们一边在线上评论试验内容，一边在自己的城市招募试验人员。
评论进程中，张琪鼓舞我们争辩，“谁有道理听谁的”，这使得每一个试验细节都被充沛评论。一位学生指出，原试验的钱包里放的钥匙太新，简单让人置疑钱包的实在性，担任收购的教师便专门在网上买了复古钥匙。还有一位教师说到，去法院“丢钱包”不符合实践状况，“法院要被穿过一个很长的院子，并且戒备森严”，法院便被从试验地址去除。
“尽量仿制一个实在国际。”张琪说，除了严厉仿制原试验的流程，教师们更重要的使命是规划新的试验环节，补偿原论文只靠电子邮件回复率作为诚信规范的缺点。
为此，他们添加了“钱包回收率”的目标，并弥补了回访环节——让试验人员假装成失主的朋友，在试验完毕7天后找组织的作业人员要回钱包，假如钱包能找回，则意味着组织的作业人员妥善保管了钱包。
此外，他们还弥补了我国“卧底”调查员的人物。张琪说，考虑到现场环境或许影响“电子邮件回复率”，在原试验中，外国调查员交钱包时，还要调查现场的环境，记载“是否有其别人在场” “建筑物内是否存在摄像头”等要素。但这些外国调查员不熟悉我国，纷歧定能够区别保安、雇员或顾客，无法精确计算在场人数，也或许在与接受者交流的压力下，没有时刻去记载现场环境。
“这相当于试验中的一个黑箱”。所以，有教师主张，让我国调查员记载环境，并让他们调查多少职工参加处理钱包，为之后的诚笃行为剖析供给更多参阅。
但有的教师质疑这一提议，以为每添加一个人，就会添加被识破的危险。
在“谁也压服不了谁”的状况下，教师们终究决议，将每个城市的组织随机分为两组：榜首组的调查员不介入试验进程，只是在外国研讨助理介入之前“扫描”现场环境。第二组的调查员则介入试验进程，在外国调查员交钱包时私自记载环境、调查钱包处理的进程。
后来的数据证明，在藏匿好的状况下，调查员的介入并没有影响剖析定论。不过，出于谨慎，“要把悉数或许影响的要素都考虑到”，杨芊说。
2019年6月宣布在《科学》上的研讨截图
一次次总结失利的经验
为了确保试验顺利进行，他们先在杭州进行了预试验。
“预试验便是一次一次总结失利的经验，拟定出愈加规范的试验流程。”张琪说，许多试验细节都是通过预试验丰厚起来的。他记住，开端规划试验时，只设置了1名我国调查员在现场调查记载。但预试验时，学生很难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便添加了用微型摄像头拍照。
后来，学生反应，1个人记载、拍照，忙不过来。调查员又添加到两个人，别离担任记载和拍照。
预试验之前，踩点组的同学要先去现场承认试验地址，外国助理员和两名我国调查员则需求先在办公室、超市操练试验进程。一位其时担任拍照的学生说，试验时，她要学习怎么天然地拿起奶茶杯，用杯里硬币巨细的微型摄像头记载现场。“举的视点、摆放的方位都需求调整，要操控摄像头的方向，不能抖得特别凶猛。”
试验前，3名调查员还要提早协商进入现场的次序、站位、拍照的最佳视点，“像兵棋推演相同”。张琪说，刚开端试验时，有的小组成员没有交流就去现场，导致站的方位不对，什么都没拍下来，他们才发现提早协商的重要性。
吴沚桦是回访组的一员。她记住在杭州预试验参加回访时，有两个试验点没有手刺里的人名信息，她说不出“失主”的姓名，导致回访失利，她在当天的试验总结中着重，踩点时一定要精确记载手刺信息。
杭州的预试验完毕后，教师们依据试验流程，带领学生在各自的城市再次进行预试验，之后才开端正式试验。
试验的进程很辛苦。一名在北京参加试验的学生记住，试验那几天，她每天在外面待10个小时，顶着酷日走两万多步，回到宿舍后还要上传数据，和教师复盘当天的问题。她传闻成都参加试验的同学穿戴凉鞋，脚被磨出了水泡。
2019年年末，除了4个试验点由于场所封闭等原因没有完结试验，全国496个点的数据悉数收齐。
张薇薇担任此次数据剖析作业，也是署名作者里仅有的学生。接到导师的电话时，她还在西南财经大学读博一。张薇薇说，她参加试验的初衷很简单，想看看仿制试验的成果，跟教师们“学点东西”。
但她没想到，光是数据剖析就花了1年半。
新的试验数据显现，我国丢掉钱包的“电子邮件回复率”与原论文的数据相差无几，但“钱包回收率”达77.8%，“我国的公民诚笃水平显着高于开端研讨中陈述的水平。”
2022年6月末，文章榜首次投给《科学》杂志。担任投稿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世勇记住，10天后，他们收到了拒稿信，但他们很高兴，信中说到，不管论文之后在哪个杂志宣布，《科学》杂志都会报导论文宣布的音讯。“这是对本来那篇论文定论的高度质疑”，刘世勇说，这使他们对后边的投稿充满希望。
之后，他们先后给《科学》《天然》两大期刊的子刊投稿，都被拒稿。抱着测验的心态，他们又投给了《美国科学院院报》，这一次，他们等到了回信，信里要求对文章的定论进行理论解说，并给了他们两个月修正时刻。
本年7月宣布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研讨截图
“根据现实的对话胜于根据心境的对立”
回想文章的理论弥补进程，张琪坦承并不简单。
他说，教师们评论过环境变量、组织的品种，发现都无法解说为什么我国的钱包回收率高。直到周欣悦教授提出用文明维度，即本位主义和团体主义的概念来解说我国公民的行为，我们才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教师们以为，本位主义文明倾向于优先考虑实现目标的自我导向举动，比方，向钱包所有者发送电子邮件，这在本位主义文明中是一种典型的署理行为。而团体主义文明则倾向于考虑别人并反映团体归属感的举动，保管钱包便是团体主义文明的典型特征。
对钱包处理状况的调查和回访也为这一剖析供给了依据。“卧底”调查员的观测记载显现，31.6%的组织中，参加钱包处理的人数是1人，而回访阶段的访谈陈述显现，1人处理钱包的状况只要19.0%，这说明更多人处理钱包时，是团体决议计划。
通过数据剖析，教师们还发现，电子邮件回复率与团体主义指数呈负相关，但“钱包回收率”与区域团体主义指数呈明显正相关，这为评价公民诚笃供给了一个新的文明视角。
本年7月，在阅历半年的理论弥补后，论文总算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宣布。“像长距离跑拿了个冠军”，张琪回想论文宣布时的心境。
紧接着，《科学》杂志报导了论文宣布的音讯，杂志修改Ekeoma Uzogara必定了论文的价值，称《全球公民诚信度》一文“只是依靠电子邮件回复率或许会对不同文明背景下的公民诚笃度给出有误差的估量”。
原论文的3名作者也给杂志社发来回信，必定了我国团队的首要研讨定论，一起，他们对论文提出了几点疑问，孙亚程告知记者，关于这些疑问的回复文章将于近期宣布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根据现实的对话胜于根据心境的对立。”孙亚程说，开端看到《科学》的论文时，他感觉到被得罪，写的回复信也“带点心境”，但心境不能赢来尊重和对话。
张琪觉得，这次研讨的成功离不开求真务实、按部就班，“假如不按部就班，就会错失掉许多重要的细节，形成整个试验的坍塌。”另一个重要的点是自在、相等，“要答应争辩，把争辩看作一个正常的科学进程”。
张薇薇记住，评论进程中，教师们常常吵架，最长时吵两个小时，“我其时挺惊奇的”。教师们还会听取她的定见，并将她列为论文的首要作者之一，“我遇到了一个十分公正的团队”。
张明吉说，日常科研中，团队人员大多是师生、搭档联系，碍于上下级身份或许利益分配，我们都是“一团和气”，但这次研讨由所以自愿协作，反而能够随时争辩。“应该多一些科研人员的灵敏自主，多一些凭爱好动身的立异。”
“得有强壮的心理素质，才干把它做完。”张琪回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师们都很累，“压力十分大”。有一段时刻，教师们简直全都病倒了，有的教师阅历家里白叟患病、逝世，还在熬夜剖析数据。
“不能半途‘撂挑子’，这也是个诚信问题。”刘世勇说。
杨芊觉得，“得有个告知”。
张琪把这次科研看作一次可贵的研讨时机，“你一辈子有多少时机能够为悉数我国人做研讨？”
有教师记住，在成都做试验时，一位同学不小心将摄像器件落到地铁上，一位乘客捡到后，交给了地铁作业人员，摄像器件得以找回。“这是我国人诚信的另一佐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来历：我国青年报
来历：我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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